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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老皇历了

发布:admin09-23分类: 体育新闻

  取这么个标题,心里有些忐忑,怕万一有喜欢传统文化的的读者没看仔细,进来白白浪费了时间。所以我就先把一种传统文化的名物甲骨浅释一下,算是赔付吧。

  “甲骨”的发现在120年前,在此之前没有“甲骨”只有“龙骨”。比那再早个几十年,安阳小屯一带的农民刨地刨出(也有说是河水冲塌河岸露出)乌龟壳和牛骨头,有的上面还刻着字。村民们不认得那些字,更不认得王刚、马未都,只好送到药铺,药铺伙计看着像是“龙骨”就收下了。“龙骨”是哺乳动物如犀牛之类的化石,据说能“入肝敛魂”,对心慌气短、睡不踏实有些效果,但卖不了几个钱。这种新过门的“龙骨”跟药典上的老“龙骨”在药性上应该不大一样,但混在七八味甚至十来味药里一咕嘟,谁还说得清啊。有传说当地人把拿龙骨磨了粉当“刀尖药”治疗跌打损伤,还有传说剃头匠李师傅是该药的发明人。古代的发明多属你一横我一竖他一撇的集体创作,黄帝穿井、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之类皆不可信,但我有点信李师傅。传说也是集体创作,我也想加入这个创作集体。我加入后的李师傅传说大致如下:

  李师傅染了疥疮,虽然瘙痒难耐,但还挺讲究,不用剃刀也不用菜刀而是用龙骨刮痒痒,就像现在的人用木梳牛角梳而不用塑料梳那样,没想到刮来刮去竟把疥疮刮好了。李师傅想:能治好疥疮肯定啥都能治,从此再不用剃头挑子一头热,明儿起我还悬壶济世了。李师傅拎着一葫芦龙骨粉转业,见病就上,结果很快重新挑起了剃头挑子。不过在临床试验中李师傅中了一次彩——原来龙骨还能外敷止血。这虽不够他行医但有助于他剃头:每当剃刀划破头皮须作为、传染了赖痢头被问责的时候,他便捏一撮龙骨粉涂在上面。

  1899年盛夏,京城的衣冠之族都快热成一丝不挂的先锋艺术家了,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王大人却时而蒙被时而掀被,打起了摆子。医生走了,药抓来了,王大人照例一味一味跟方子核对,对到“龙骨”发现不对:上面怎么细细的刻着字呢?王大人是金石收藏及鉴赏的名家,他把龙骨上的字跟多宝格上殷周彝器的铭文再一对,就停摆了。他随即托人私查暗访,顺藤摸瓜到了安阳小屯,以“每字一两银”的高价大肆收购。从此安阳的“龙骨”改名“甲骨”,告别中药铺,奔向博物馆。

  以上是白活也是想把丑话说头里:躺那儿不动的古董尚且释得这样虚虚实实七七八八,对逃流窜犯一样的当代思潮循名究实,您的期望可千万别高了。

  名称的功能类似导游,就是把大家带到该去的地方。但这些年的“左”“右”简直就成了黑导游,导得怨声载道。这也没办法,有一定年头的社会政治名词就像大杂院的过道,谁家不堆几件东西?有回老朋友聚会,其中一位让大家静静:“老黄,我怎么听说你丫是“左”派!你今儿给哥几个说说,它它它怎么就算“左”,怎么就算“右”!我只好用河南一带的口音说:“You ask me, 可me,ask who啊?还有人说我是里的、里的呢!”

  其实我心里是有“左”“右”标准的,按这个标准我会把自己归入“”。这个标准就是同情弱者,同情被欺负被压迫的人。不过我得承认,这个标准很不全面:不光是情感,它还是利益、立场、思想、理论、组织、运动、政策、制度等等。但对弱者的同情是最初始、最根本的。在白毛女和黄世仁之间,我肯定同情白毛女,而不会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建议喜儿多看《甄嬛传》,师法邓文迪。不过,人类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变化,不宜刻舟求剑,我对白家的同情也会随着黄、白两家强弱之势的变化而变化。枪毙黄世仁我会赞同,虽然斩首爆头的视频我从来不看;首长大春携夫人入住黄宅,黄世仁的妻儿老小迁往杨白劳的蜗居,我会疑惑;大春白毛女的儿子穿了将校呢、戴着袖标,抽完黄世仁孙子的耳光又去捏黄世仁孙女的大腿,我会收回同情,转身把它交给黄家姐弟。我这是在交代自己的基本立脚点,但更想强调名称背后的社会变迁。

  关于“社会主义”,如今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是政治经济制度,反倒不大是情感了,但对弱者的同情肯定是社会主义的源头。源头不是上游,也不是中游,更不是下游。所以,当有人站在稠糊糊的下游诅咒全流域、一口咬定源头就偏离人性的时候,我们既要对他的愤懑存一定理解,也要劝他理解理解社会主义其实一言难尽。社会主义有数不清的支脉和版本,也有比较公认的特征,那就是追求社会平等,因为黄世仁欺负过来、白毛女儿子欺负过去的事情高发于社会不平等的地方。

  说眼下的社会思潮特别是社会主义,还得先说说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虽早在上世纪初甚至上上世纪末就被传教士和维新党送进中文,但的确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把它送上中国大舞台的。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被厉害的国欺负,也一直盯着最厉害的国,看它们究竟厉害在哪儿,赶紧如法炮制。后来发现那边很多人都在说“社会主义”,而且俄国,欺负中国很厉害的一个国,居然就搞起了社会主义。俄版社会主义与其他欧版社会主义有一个不同之处:它是由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组织十分严密的先锋队替人民打天下,而不是街头发小广告似地请选民去投票。中国下载了这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虽是进口产品,但这款社会主义的国产化率却相当高。就说先锋队吧,其金字塔式的组织及权力结构,跟秦皇汉武以来的政治传统多有暗合。再如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公有制,跟中国古代常见的国有制,不是亲戚也是邻居。由于适应性强,这款社会主义登上中国舞台没多少年就从配角成为主角,之后更成了独角。成为独角是俄版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有利也有弊,兴里藏着衰。先锋队对社会生活实行“一元化领导”,没质疑、没异议,效率看似很高,但其实也很低。别的不说,就说弄N套班子,作用只相当于一套班子,这还不是浪费么?再有,为民做主的先锋队就算全心全意为民办事,也难免力有不逮、事与愿违的时候。更何况谁又能保证攥着国库钥匙的先锋队员不会变心眼儿,用装甲运兵车往自己家运货呢?往家运的速度越快、运量越大,效率的绝对值肯定越大,但正负数就看从哪个角度、哪个立场去说了。

  先锋队员由白(毛女)变黄(世仁)、把咱国当俺家的问题,在拷贝了俄版社会主义的国家十分普遍。这问题在毛时代的中国并不比其他国家严重,但比起其他睁只眼闭只眼的先锋队长,毛的确有些另类。他发动了不少运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次持续十年,以惨败告终。独角只能自己纠正自己,这可能在根上就有问题。饥民吃孩子都得两家换着吃,李师傅自己剃头也得找别的剃头匠。

  惨败之后便是改开。“自由主义”是改开后出现最早也最持久的社会思潮,只是当时并不叫“自由主义”,而是“改革派”“思想解放”什么的。我小时候的1960、1970年代也有“自由主义”,但专指上课迟到、下班早退之类的人和事。

  “自由主义”民国时代就有,其社会基础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想走国、共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数量有限,当量跟飞机大炮小米加步枪没法比,但由于掌握文教媒体,音量不低,国共双方都要拉拢。但随着国共在战场上决出雌雄,这群人也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大陆,一部分撤退台湾。两拨人各自与国、共的关系性质相同、程度不同,章诒和她父亲、李敖他老师(如殷海光)的经历读者都知道,无需赘言。

  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比较接近西方当年及当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他们认同自由民主的宽松环境,这符合他们“立言”的生存方式。经济上,他们未必多喜欢资本主义市场。1930年代的大萧条再加两次大战让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不会有太多信任;抗战期间百物腾贵,教授夫人跑到马路边搞三产;1940年代后期中国恶性通胀,买粮食都要靠秒杀,处境不比城市贫民强多少。他们的立场大概中间偏左,理想社会则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资本主义”。当时俄版社会主义总体还在上升期,计划经济看着还挺有优越性,政治上先锋队为所欲为的问题是否不治之症,就连一些西欧左翼知识分子都觉得很纠结,有的还帮着隐瞒病情。

  改开后这轮自由主义,时代背景跟上轮完全不同。国际上,1970、1980年代以来,俄版社会主义的各种弊端开始显露无遗,东西柏林之间有段小长城分隔两个世界,老听说东边人翻过去,很少听说西边的翻过来。国内搞了三十年社会主义,搞到毗邻香港的农民先是绑着几十个避孕套游向资本主义,后来发展到浩浩荡荡地跑路,场面堪比北马,内地无数青年则拿半导体收音机当喷气式飞机飞跃国境、畅游西方。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普遍失去信心。在这种形势下,再次复出的自由主义注定比上轮靠右。

  和欧美自由主义有过些接触的人常常纳闷,自由主义在那边挺nice、挺有爱心的,怎么到了中国这么凶啊?1980年代他们嫌老百姓又呆又木不像西方人有个性张扬,现在看大妈载歌载舞又嫌她们不温良恭俭让了,横竖都不是。原来中国这轮“自由主义”并不是专营店,而是跟社会达尔文主义搞联营。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名字不好但销路好。之所以销路好,原因有几条。第一,俄版社会主义每况愈下,更被文革修订得一败涂地。第二,资本主义的解放前,亲历的淡忘了,没亲历的听着跟明代甚至汉代的传说没多大区别,而当代资本主义正围着西方游客的鲜衣华服以及出国人员服务部的大箱子小箱子,也就是说在你的面前,流光溢彩。第三,我认为特别重要却特别容易被遗漏的是,前三十年留下的相对平等(当然还有不平等,这个容易说乱,暂且不提)的局面也为丛林世界的荣归故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因为差距不大,所以才有余地拉大差距。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贫富分化”好啊,我正琢磨当回富翁呢!“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怎么见得就一定是我而不是别人呢?这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预期可以解释为什么,以扩大社会不平等为主动力的改开,在头一二十年里没有遇到来自民间成规模的抵制,如左翼社会思潮。换句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通行在改开初期是有一定正当性的。既然齐步走已走得没精打采,那也只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各跑各的。回望1980年代的社会楼梯上,亿万人为个人前程奋力上气不接下气,两条腿恨不能跑出四条腿的速度。[i]平心说,除了官倒坐电梯抄了近道,其他人群包括“大狱出来的”,基本没有越过公平竞争的双黄线。但过了最初的阶段,到了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贫富分化已大体分出胜负。胜出的男男女女开始讨论“贵族”如何如何,各种“二代”也纷纷浮出水面。失败者成了“”,除了继续在胡同口小店买彩票,对未来不再抱幻想,只能转过身抱着毛时代哭了。竞争造成的垄断开始终结竞争。当底层上升的门被垄断一扇扇关闭,当砸门声、咒骂声、玻璃破碎声远远近近的响起,社会达尔文主义便由社会的动力变成了阻力。

  如果刨去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块,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对多元文化的维护、对官僚权力的批判,都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不过他们对现当代社会历史过程的判断,往往失之简单,老爱把过头当到位。有些人都六十了,却直楞直楞得像十六。“暴君”“暴民”他们见一次骂半宿,但对不同意见暴跳如雷,好像有盒火柴再有把锅铲他就要焚书坑儒似的。

  “自由主义”被视为“”,与之对应的自然是“”。但1980年代没什么“”,只有所谓的“老左”,那口气近似“老倔头”或“老娘们”。严格地说,“老左”不构成思潮,他们坚持前十七年路线即俄版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僵化、作风也比较死板,一发言就是马恩全集多少卷多少页,党的N号文件X号决议。他们从计划经济、领导的基本立场对改开心存质疑,但遵守组织纪律,言论上与上级领导保持一致。所以,他们跟只要是党领着中国去哪儿都对的“中特主义”有时容易混淆。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把他们当敌人,但思想上并不把他们当对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老左”曾又过小小的“复辟”,但老一套要管用就没改开这回事了,所以到1992年后“老左”就边缘化了。

  “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照着西方改,向着西方开。西方再一次成了中国的师傅。这一次,由于苏联的存在,师傅对徒弟格外好,不但再不签不平等条约,还给了不少优惠和关照。从这个角度讲,作为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兴起,除了一场风波,似乎没什么来由。

  但如果不是从国家之间,而是换个角度,从社会内部去理解民族主义当年的发生,可能就比较好理解一些。西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先走一步,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国勤以学徒、恭以事师,都再正常不过了。但当年的知识分子甚至社会大众却不太正常,完全是小迷妹见了大明星那种晕死晕活的状态。如果小迷妹仅仅觉得大明星金是赤足、人是完人也就罢了,她还觉得爹妈不是东西,家乡的一切都不是玩意,就连过去汉字从上往下写都是造成自己婚姻不如意的远因。多年前就有位女粉丝因得不到刘德华而怪到亲爹头上,亲爹没人可怪只好投了海。应该说,民族主义最初是对这种气氛的一种反弹,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化学反应,跟西方、美国没太直接的联系。

  在社会内部的化学反应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符号化”。打狗看主人,狗是主人的符号;指桑骂槐,桑是槐的符号。哪天你平白无故得了束鲜花或遭了口粘痰,先别喜出望外,也别摩拳擦掌,先静下来想想你是不是无意间替什么人代收了这两样东西。“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符号化了。至今很多犯罪分子认罪悔过的时候都声泪俱下,说自己贪污腐化是因为工作一忙,没能坚持天天默党章,结果被“西方”思想钻了空子。改开这些年,很多胡来也都是打着“西化”、“倍儿美国”、“那叫一个法兰西”的旗号干的,其实西方未必真那样。就说贫富差距吧,也说学的西方,但西方可没拉到咱那么大。既然好多坏事是穿着西服、举着星条旗干的,那么一些人用“民族主义”表达对那些事的反感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民族主义另一个源头可能在海外留学生那里。有句话流行了多年:一出国便爱国。但这件事当今和当年是不大一样的。当今的青年出国一看:真特么土,快赶我爸妈当年插队的地方了,趁早撤吧!当年的青年出国一看,真好啊!可How to 站住脚呢?当年的男生女生脑子里都在想站住脚的路线图。男生的路线不是长征也是半马,而且没别的选项:换个专业——找个工作——申请绿卡。女生的路径却包含了一条捷径:吹了保国建国——嫁个汤姆吉姆。那男生就不兴谈个Wendy娶个Cindy么?还真不兴。男生很快在西方的蓝天绿地之间看到了一个跟国内差不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格局,以及一个跟楼梯差不多的国际等级体制。格局跟体制一联手,好多女生便长了翅膀似地高飞远引,把她们的前夫前男友留在孤零零的电脑前和刚刚织成的互联网上。这些早期的海外民族主义者对“国际”的阶级性质,感受要比国内的人更真切更扎实。

  改开以来,对文革的反思从1966直下1949,然后兵分两路:A路先到1917,再抵1789;B路可就远了,伏羲都不头。B路上搞的“扩大化”当然会引起反感。现实的情绪跟现成的平台彼此一找,就找到了“新儒家”。新儒家出现于民国时期,49后乘桴浮于海,90年代跟着华商投资、台湾老兵一道荣归故里。

  “新权威主义”是洋名,也不知道萧、吴他们起名的时候考虑没考虑过“新法家”。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想,是因为深感在中国,君主历史悠久、深入人心,就连背心卷到胸脯的胡同爷们都一边胡撸肚皮一边认为人民“就欠皇帝拿链子拴他们丫的!”该主义的经验依据是亚洲四小龙的“东亚模式”,就是政治强人或集团领导市场经济,用枪杆子维持秩序,最终实现政治转型。

  中国的国情或许需要新的权威,但中国的新权威却不一定需要“新权威主义”。太难听了!在世界民主大潮汹涌澎拜、权威不化妆都不意思出门的情况下,您弄一“新权威主义”戳权威家大门口,这是要干什么?文革时期有人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毛主席心说,亿万条嗓子喊“万岁”都喊劈了,用你树么?新权威扒拉来扒拉去,还就 “新儒家”看着贤淑文静,虽然之乎者也的救不了近渴,倒也不惹什么麻烦,而且长期春风化雨,未必没有变“刁民”为“良民”的功效。所以官方一直乐观其成,后来孔子雕像还一度安排进了广场。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随着相对平等的打破,社会上已经可以闻到一些左翼的情绪,只是还含混不清,暂时租住的民族主义或别的什么房子里。1990年代中后期,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企业倒闭、减员增效等国家宏观政策,终于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落实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广大现实。“新”的出现可谓足月顺产。

  可“新”浓重的沙龙风和学院气,却跟野生动物园一样的社会现实极不搭调。这当然有大的时代原因。国际上,,俄版社会主义转眼成了文物古迹,福山宣布的“历史终结”虽然听着逆天,但气势还挺夺人的。国内呢,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会儿叫“新自由主义”)尽管伤了不少人,但还没到三鼓而竭。牺牲品一听“改革”便乖乖让路,就说明了这点。而未来的社会主义呢,光有策划书、效果图却没样板楼,是不会有多大吸引力的——鸭绿江那边倒是有,但据说去看房还得自带方便面。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新只能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租界里批判中国的资本主义路线,说些谁听着都费劲、因此也得罪不了谁的话,就差直接说英文了。新能成气候自然是工农的福分,成不了也不耽误他们自己成学术名流。

  “新左”的根据地在西方左翼学术圈,该圈并不看好俄版社会主义。因此,新左也不怎么强调计划经济,对“专政”之类也支支吾吾,毛对俄版的修订如文革大民主、造官僚的反,他们也附议西方的观点,认为很cool。“新左”特别不愿跟唱《社会主义好》的老左混为一谈,怕被误会为后者的传人,曾专门声明过自己的学名是“批判的(critical)知识分子”或“自由”。

  “自由”的话别人听不大懂,可自由派一听就懂。自由派对“老左”不屑一顾,却把“新左”当成眼中钉。在意识形态赛事中,共同的学院、精英和代际背景把这俩搁了在了同一个小组。更何况,自由派最最仰慕西方,可一抬头看到对手正坐在西方的左腿上,这得多气人啊。新从自由派哪儿拐走了一批学术青年,其中一些就是看中了新的“洋气”,嫌自由派有点“土”了。

  世纪之交,继“新”后,“”油然而生。“”也叫“文革派”,但二者并不全等。毛的经历和思想异常丰富,因此他也成了很多人堆放各家物品的公共楼道。譬如说,毛在中国现代乱局中力挫群雄、一统江湖的身影,不少大老板、黑社人物都认为“太他妈牛B了”!而我说的这种“”则聚焦革命后尤其是改开后大春“大面积塌方”为黄世仁的现实。他们的基本理路是:只有(俄版)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人类),只有文革能救社会主义,只要毛主席少抽烟。少抽烟就可以多活几年,多活几年文革就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就有了。

  有了“”仨字,好多理论上的啰嗦确实都省了。这个符号最适合“”表达他们的酸甜苦辣。“”的目的就是发动群众,风格是就怕人听不懂。和就怕人听得懂的“新”相比,要响亮得多,影响也大得多。他们要用66保49,用毛保66。但现实中,到哪儿找去呢?他们在大领导里找,看这个有点像又不太像,看那个前脸像后身不像。到后来,有的找烦了,觉得自己倒挺像的。

  我接触到这个群体大约在2000年初,那时他们已经不叫“老左”,而叫“老”了。有了“派”,立场、主张就更鲜明了。没多久,就有了“资本家入党” 的说法。资本家入党属于先生孩子后取名,按说是水到渠成,没什么好惊异的。但对于“老”,那就像普通人家早就怀疑儿子性倾向有问题,但哪天儿子真脱下裤子换上裙子,那感觉就像天忽然塌了。“老”用掌握的两份刊物“补天”不成,被他们建设并捍卫了大半辈子的体制彻底晾在了一边。这促成了他们中一部分人思想上的“新左”化或“毛左”化。那是他们最少官气、最富朝气的一段时光。在小饭馆里,一圈塑料茶杯围着一碟花生米及一盘菠菜拌粉丝,老、中、青三代左翼真诚地探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温和的灯光、婉转的茶烟,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在人格上,我对这些老人一直心怀敬意。

  不少“老”颤颤巍巍又毅然决然的衰年变法,让人看着既心疼又感动。可没过几年,在朝造反派蜕变的半道上,他们迎面撞上向保皇派迅跑的“新”和部分,都跟飞毛腿似的,转眼就没影了。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国经济终于在2008年,衬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夜幕,映着北京奥运的焰火,宣告了盛大的崛起。这崛起显得有些突然,中国和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来不及反应更不用说消化了。倒是中国的思潮眼疾手快,当年就推出了“中国模式”。

  自由派、新儒家、新、谁也没算到的崛起,对于中国思想界,就像小行星剐蹭地球或警察冲进夜总会。慌乱之中,男男女女左脚穿了右鞋、秋衣当了秋裤的情况在所难免。等到尘埃飘落,名实一片狼藉,很多人凭以往的桌牌胸牌寻人,常常寻得“一脸的懵逼”。这种局面,特别有利于新上市的“中国模式派”融资并购。

  “民族主义”没理想但也不教条,是唯一算到中国的崛起的思潮。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资本由《战狼》、《红海行动》簇拥着走向全球。这时的民族主义开始直接面对既有的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了。“崛起”前的民族主义,更属于弱者的挣扎和反抗,而如今“帝吧”什么的东征西讨就不太好说了。民族主义对国内的“汉奸”已由还击变成打击,而且“汉奸”的范围比原先扩大了不少,对现状不满的好像都算。“攘外”的民族主义越长越像“安内”的国家主义。民族/国家主义虽没正式落座庙堂,替下镰刀斧头,但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中国模式派”的股权结构中,它占多大比例说不准,但绝对是控股。

  本来“新”之所以不叫“老”,就是因为它“批判”官僚权力和资本主义路线。但这俩东西一结合,居然结合出一座人见人爱的黄金旺铺。“新”也是人,不能不爱,于是集体转会“中国模式派”。如今他们正从各个角度“讲好中国故事”,讲惨西方故事尤其是他们的擅长。“新”没工夫对自身的转变做太多解释,也的确用不着。以前要不是自由派帮他们做反宣传,根本就没几个人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今天普通人还以为他们一直就这么“正能量”呢。

  并入“中国模式派”的那部分“”有些尴尬。跟“新”把从前的立场随手一扔或团吧团吧塞“反帝爱国”的旅行包里不同,这些人对文革表现出难得的忠贞——提起当年刘遣工作组依然能把血压气上去。如今他们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历史人,一个现实人。历史人继续斗争走资派、砸烂公检法;现实人坚决反对“按闹分配”,特别羡慕美国警察一枪爆头。他们的逻辑简单明了:现状再怎么不好,也比乱了让帝国主义来占领好——我有时纳闷,他们怎么就不后怕文革乱了帝、修、反一块来占领呢?有些奔波于今昔之间,有时南四环、北五环的一天好几趟,累得在错的时间说对的话,对的时间说错的话。这种人格分裂造成的紧张,可能是通过某种心理保护机制转化为跟自由派看上去很奇怪的势不两立:他们每天早晨出门,先看自由派去哪儿了,如果自由派出胡同东口向南,那他们就出胡同西口奔北;如果自由派进了男厕,他们不在乎进女厕。

  “中国模式”其实跟“东亚模式”大体接近,都是政治权威领导市场经济。“中国模式派”不鸣谢“新权威主义”,让人稍觉遗憾。不过,两者在最后环节的确大相径庭。“东亚模式”功成之日,也是东亚权威身退、东亚政治转型之时。中国的权威原也以为经济基础变了,政治制度也会变。而“中国模式派”则指着北京的金山提请权威换个思路:经济成了说明政制对了——自信吧,我们的政制不是今晚入住、明早退房的如家旅馆,是产权永久的快乐家园!

  可以把“中国模式派”看成没掐头但去了尾的新权威主义。也可以把它看成结束迁徙开始定居的“中特主义”。“中国模式派”作为民间思潮,“中特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会师是改开以来头一次。“野”得到“朝”的硬件支持而如虎添翼,如《观察者网》。“朝”得到“野”的运行软件而生意盎然,如《环球时报》。

  “中国模式派”的长处在于正视了中国的成功一面,缺陷是漠视了问题一面。由于对问题或危机的漠视,它对崛起的解释,如“举国体制”、“干部选拔机制”之类,有点像广西巴马公路两侧摊贩对长寿的解释,让人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

  除了并购既有的中特、、新左、新儒家、新权威,民族主义兼国家主义的中国模式派还培育出了一个“工业党”。

  工业党有一个基本假设:经济尤其是工业上去了,政治民主(可能还有社会公平)之类就都不成问题了。因此它的基本主张是:政治民主、社会公平之类都先忍忍,为经济发展让路。该党除了图表比较多些,看着相当面熟,跟我党“聚精会神谋发展”的一贯主张、跟物质生产方式统领一切的唯物史观(洋务运动那些就不提了)彼此彼此。公允地说,工业党的基本假设在宏观上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过程不可能不对现存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不过从中短期看,工业党所力证的“中国模式”,不正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老牌“真理”的成功颠覆么?我想,工业化会造一个新房子,但造不成一个新家庭。互联网二十年前初长成,那时不少留心中国政治的学者都觉得“美丽新世界”要来了。新工业新技术所成就并保佑的这个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如今处处安检、时时严打,已不再是“法外之地”。当然话说回来,互联网和IT技术的普及,有跟没有还是很不一样的。

  总之,工业党有道理,但也别太自负,一自负就容易过头,一过头就容易沦为改革家曾信誓旦旦的“一包就灵”、“一股(份制)就灵”,或男科诊所周围小广告上的“一擦就灵”。再有,航母电磁弹射器是国之重器这没错,小民想把心里话讲出来也不能算无理要求。都21世纪了,谁就该忍着憋着呀?

  有时翻翻人类历史,社会关系翻来覆去,血流成河了几千年也没多少改善,真还不如一次科学技术的普及来得实惠呢,所以我内心会同情工业党对工业对技术的强调。但该党骑大宅门门墩上轻笑下界、碾压“情怀”的派头,也实在没什么看头。哪天人家腿一撤,您一屁股坐地上,不又得跟我们一块曳尾于途么?

  随着网络的发达,原先的思潮纷纷从有数的几份杂志报纸移师天宽地阔的互联网。空间变了人员会变,人员变了思想立场话题风格语言什么的也都会变。老的“教父”、“领军人物”去了休息室。新登场的“大咖”、“网红”更像是热场子的妹子或猴子。匿名半匿名的网络世界实行的是“直接民主”或“大民主”(叫“民粹”也行),网民自己说自己的话,不劳别人代言。机关里处长和科长的关系、院校里首席专家和课题组成员的关系,到这儿基本作废。思潮也不复往日的模样。

  BBS、微博时代的“自由派”成了“带路党”、“推墙党”或“五美分党”。这些绰号,是他们命名为“五毛党”的那些网民回赠的。“五毛党”可以说是“中国模式派”的网络大众版,其特点是“爱国”,因为爱屋及乌,可能还爱党。“带路党”则倒过来,因为恨党,恨乌及屋,有时会骂国。一二十年前说到“爱国”,很多人会立即联想到穷得不念书只念咒的义和团。那是老皇历了,现在的爱国小粉红,很多英语流利得很,家里有的是钱。相反,自由派扩容成“带路党”后,加入了不少底层“屌丝”。两派的社会基础及阶级属性如今错综复杂,说哪边“左”哪边“右”,还不如看星座查血型靠谱呢。

  天下的道理往往至简至明:谁最有钱有势,谁犯错误的机会就最多,就最需要监督。那么多人模人样的先锋队员成了老虎苍蝇,说明这个群体最需要监督。属“带路党”监督得最勤奋,而且在其他监督员纷纷改行讲故事的情况下还一如既往、夜以继日,可以说非常可贵。不过“带路党”也需要监督,因为他们掌握了巨大的话语权,势力不小。笔者六七年前写文章总提醒他们过犹不及,别滥用公众的信任,多在实事求是上下功夫,少作《谣言颂》。但得风得水的时候有几个愿意自律啊?谁都知道一个人永远做好事难,其实永远做坏事也不容易。但在带路党的嘴里,先锋队就没一件事是对的。这样的嘴就跟泡沫划了等号。微博高潮的时候带路党虚火高烧,贪官污吏能胡来到什么程度,秦火火之流就能胡说到什么程度,薛蛮子就差称帝了。

  面对“带路党”的气焰,一些网民撸起袖子,解开衣服,露出“自干五”的刺青。“自干五”的意思是“自带干粮的五毛”。本来自干五跟有关部门未必真有什么关系,对先锋队也未必有多少好感,就是嫌带路党过于膨胀、忘乎所以,想打抱不平。先锋队由带路党义务查体,带路党由自干五免费脱水,这本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监督结构,会有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可惜后来事情起了变化。

  以往民间思潮相互激荡,先锋队静立城头,可能是看热闹,也没准儿是打瞌睡,反正没冲下来给哪方撑腰。近些年先锋队改了主意,决定积极撑腰。这一撑,就把那个很理想的结构撑没了。对此,带路党如今也别光埋怨,也多少反思一下那些年的做法。这一撑,把不少“自干五”撑成了真“五毛”。失去民间独立性的五毛党,角色虽近似治安协警,但好歹还算“批判的武器”。批判的武器也许自信不够或求胜心切,总撺掇武器亲自出马,不然下场很惨。等到武器参与了批判——有关部门定点打击,404电磁炮广泛覆盖——批判的武器没失业也快下岗了。失去了生物多样性的思想界算是个什么地界呢?

  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自觉越来越成为历史发展的舵手。体现着人类自觉的思潮,要想当好舵把子,也需要时时自我反省,包括各自的利弊短长。中国以往的几十年不是哪家哪派单枪匹马所能说明白的,中国的未来岁月更需要集思广益,融各家之长。去年,在一个集会上友人祝东力谈了他对整合各路思潮的意见:

  各派可能都要有所进退、有所取舍。比如说,左翼要反思权力,警惕国家主义;自由派要反思资本,警惕新自由主义;新儒家不能一味强调尊卑有序,一方面要重视平等,关注,向左翼靠拢,另一方面要重视个人权利,包容多元和异端,向自由派汲取。

  东力所言实获我心,但它还需要一个前提。在那个会上,我也针对会议正式开始前听到的三种声音说了点儿感想。第一种和第二种是现场小乐队演奏的《甜蜜蜜》和基督教圣歌(忘了歌名)。第三种是音响设备出故障而发出电锯一样的声音。我说《甜蜜蜜》未必谁都喜欢,基督教圣歌也未必谁都不喜欢,但电锯声会让喜欢不喜欢全都失去意义,因为谁都成了聋哑人。

  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把自己归入“”,可我还在另一篇文章的结尾不愿以“”自居。这种迟疑摇摆来自“”这个名词背后不同的人生含义。理论先通读《马恩全集》,然后再读原文版(包括手稿),然后再申请部级、国家级社科基金,然后再到核心期刊上发表成果,然后就22世纪了。符号从最简单的穿中山装戴毛主席像章,到复杂些的符号系列转换,通过四五个等号把中国的两极分化等于没了。我忝列的情感稍稍实在一些,但也不过如此——对被压迫者有同情却无援手,没事到皮村的VR体验馆溜达一圈,兹当是去安源了。

  近两年看到一些青年学生,他们的身影先是出现在高校被克扣的后勤工人当中,后来又出现在南方被压榨的产业工人当中,再后来他们就无影无踪了。他们为当代思潮添加了一种担当。如果“”意味着担当沉重的人生,那么像我这种每天都要去广场上跳上几曲鬼步的角色,再往那边凑就无趣了。

  [i] 我在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写1980年代中期的第三幕有一题记:你说,这脚下的路只能这样/只能是一道红殷殷的鞭痕/只能是一道冷闪闪的刀光/古老的路灯啊,你说这脚下的路只能这样/你说,这路上的人只能这样/只能是一只腾腾跃起的虎/只能是一只哀哀倒下的羊/崭新的路灯啊,你说这路上的人只能这样

  (作者:黄纪苏。本文为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

  社会学家、剧作家。曾经编创的剧本:《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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